蘇北人

從12月初開始吧，斷斷續續的認真讀完了這本爾雅出版社的《臺北人》，也了解了許多關於白先勇這個人，也明白了為何它被選入香港學生的必讀書目中。我還記得當時22年吧，GPT剛剛興起，我妄自菲薄，寫了一篇悲慘世界的書評，還上了讀書交流會演講。現在看來也蠻可笑的，但是全當紀錄了，也不失為一種成長。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習慣性打開來備忘錄準備做摘錄的，結果半天一個字都沒寫上去。白先勇的語言實在稱不上華麗，也算不上匠心獨運，偏偏個個故事都生動，鮮活得就像一幕幕戲就在你面前咿咿呀呀地演，看得你欲罷不能；水忘了喝，廁所不記得上，到了燈光一暗帷幕落下才回過神來，直懊惱這戲怎麼這麼短，都還沒看夠就結束了。

其實白先勇筆下的這些人，哪是什麼台北人？這是失了國家的前朝的人！裡面的人物，個個都活得毫無生氣毫無希望。好厲害！就是把這絕望的人生遭遇輕描淡寫的展現在你面前。他只用最淡的筆，沒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卻有一股舉重若輕的力量，一種翻手為繁華，覆手為蒼涼的悲哀。他們這所有前朝的遺老遺少們，他們這些曾經高官或者大戶們，失掉了過去的一切，連同榮華富貴、輝煌和故鄉統統失掉，逃難到台北，如同苟延殘喘般活著。還有曾經也活的就可憐的人，跟著逃難到台北，活的更絕望，更沒什麼活頭。

《歲除》裡的賴大哥酒過三巡放出豪言：我當年做連長的時候，他們還不曉得在哪裡呢。說起台兒莊戰役更是激動得撩起衣服露出碗口大的圓疤，一張臉燒得紫脹。退到台北後無仗可打的人成了醫院的採購，卻仍舊不肯從光輝歲月裡醒來。《國葬》裡的秦副官失了跟隨半輩子的李將軍，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嘴裡只會唸叨「那些小王八蛋哪裡懂得照顧將軍，只有我跟了幾十年，才摸清了他一身的牛脾氣。」《冬夜》裡曾經領導五四運動第一個爬上曹汝霖牆頭的余教授從意氣奮發的革命青年成了酸臭的教書先生，窩在陰雨連綿的寒屋裡，為一心想去美國讀大學的兒子思忖生計，用同窗好友吳柱國的話說「像我們這樣的時代逃兵，有什麼嘴臉站出來為五四講話呢？那些年裡，連民國史我都是不願去講的。」他們是我們歷史書中的隱身人，被抹煞了存在感的人。這樣的賴大哥，余教授在當時的台北怕是多如牛毛。他們把詩性血性的一面都留在了岸的那一邊。

「亡國」，不單單是政權的更迭，也是一種精神上的無根與放逐。昔日叱吒風雲的將軍變成了只會話當年的糟老頭，曾經風華絕代的交際花在歲月裡斑駁了容顏。他們極力在台北這塊陌生的土地上，用回憶拼湊出舊時的繁華，試圖假裝那個「國」還在，那個「家」還在。

他們是台北人，卻也不是；海峽隔斷的是空間上的距離，卻也不僅僅是，還有時間上的停滯；他們忘不掉的不僅僅是屬於對岸，屬於過往的人和事，還有他們自己最姣好年代的模樣。每一位「台北人」都是帶著記憶沒能投胎新生活的徘徊客，女人在奼紫嫣紅京昆小調中驚醒了已逝的年華，男人在杜康寒茶中溫故金戈鐵馬、青春正茂，都成了時間的鬼，成了記憶的模仿犯。

白先生從桂林到重慶，南京上海再到海外的港台最後到了大洋彼岸。身在台北，心在金陵；身在紐約，心在台北。距離，成了最好的防腐劑。它讓「亡國」的恥辱淡去，讓「故國」的幻象永存。

我們都是這樣，只有在徹底失去了之後，才驚覺原來當時只道是尋常的片刻，竟是此生再也無法復刻的黃金時代。就像站在景山頂上回望紫禁城，只有在不得不離去的那一刻，那座城池才顯得前所未有的宏偉與眷戀。

昨天晚上跟父親散步聊天時聊到連雲港，他說「你們那邊怎麼樣怎麼樣……」 那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你們那邊」，像一根刺，猝不及防地扎了我一下。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失落與唏噓。在我的認知裡，連雲港只是一個我暫居求學的驛站，是「彼處」；而父親身邊、腳下這片土地，才是我的「此處」，是我的根。可由父親口中說出，這邏輯卻被調轉了過來：在他的潛意識裡，我已經不再完全屬於「這裡」了，我被劃歸到了那個遙遠的海濱城市，成了「蘇北人」。那一刻我明白，所謂「臺北人」，其實不僅僅是指那一群特定的流亡者，它更是一個關於「身分遊離」的隱喻。我們都是時間的流浪漢，每到一個新地方生活，就會被那裡的水土醃漬入味。等到我們想要回頭時，卻發現自己已經帶不走那裡的氣息，也融不進故鄉的舊夢了。

合上整本書，才感嘆开篇的《尹雪艳》竟是最冷静最精緻最无悲喜的，也是最醒不過來的一篇。

附（不是賦）詩一首：

《謝亭送別》

唐・許渾

勞歌一曲解行舟，

紅葉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遠，

滿天風雨下西樓。

2026.1.15下午於家中書房，晴